研制人工麝香的岁月

麝香是治疗中风、脑炎的速效药、特效药，是无可替代的名贵药材

这张照片摄于1979年10月，距今已超过40年，照片上的14人系当年参与人工麝香研制的科研人员。前排左五姚乾元、左三陈雪夫妇来自山东省研究所，前排左二赵文芝、左四高肇润及其他人员来自济南人民制药厂，照片背后藏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麝香是治疗中风、脑炎的速效药、特效药，是无可替代的名贵药材。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麝急剧减少，1988年国务院将麝列入首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级），2003年调整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禁止天然麝香采取，导致一批重要中成药因麝香匮乏难以组方，无法解决临床重症难症用药的需求，国家决定立项开展人工麝香研究。

早在10多年前，不少中医药科研机构与中药厂就开始了天然麝香替代研究。1975年6月6日，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与济南人民制药厂联合成立“合成麝香课题组”，第一批成员包括姚乾元、陈雪、赵文芝、高肇润、刘厚起五人。

姚乾元因精通五门外语，主要负责收集国外研究资料。课题组只有姚乾元、陈雪懂化学合成，其他成员没有化学方面基础，但化学合成又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姚乾元就专门抽出时间为课题组成员讲解化学反应、操作规程、防火防爆等基础知识。有一次，为形象展示金属钠遇水爆炸的危险性，姚乾元将大家带到南护城河边，把鸡蛋般大小的一块废金属钠扔进河里，瞬间发生巨大爆炸，护城河上空腾起白色“蘑菇云”，此事惊动了当地公安部门，也让课题组成员通过切身感受真正意识到了规范操作的重要性。

化学合成多伴随着高温反应，尤其是关键的环合反应是在易燃溶剂中进行的，而且只有在高速搅拌下才能将加入的金属钠搅成极微小的“钠乳”。由于当时实验条件极其有限，不具备精准操控手段，但整个过程又需要贴近反应容器近距离观察化学反应，以随时记录变化，实验人员不得不一手操作一手拿灭火器。

当时，所谓的实验室其实是三间毛毡屋顶平房，实验台是水泥的，当年夏天刮大风时屋顶都被掀掉了。因为实验装置较简单，无法完全密备，有机溶剂挥发对科研人员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不少人员的白细胞不足正常人的一半，查体时他们全部被医院留下要求住院治疗，但大家第一反应却是“都住院了，谁干活？”1978年加入项目组的袁世琪（后排左四）回忆，“在最初的三四年里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为了尽快出成果，所有人都守在实验室，吃住在小平房（实验室），对试验过程中每分每秒的进展都要做出详细记录，实在累到不行了，就找个地方躺两个小时，然后再立刻赶回来继续工作。”

经过3年苦战，课题组在全国同行中率先合成了麝香的核心成分麝香酮——但这个人工合成的麝香酮是一个同分异构体，专家认为异构体和麝香酮性能没有区别，可以作为纯麝香酮使用。就在大家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卫生部下达通知：人工合成麝香酮纯度必须在97%以上，不能含有异构体及其他杂质——异构体被定性为非药用成分。

从化学结构上讲，异构体与麝香酮极为相似，国外专业媒体曾有报道，此前瑞士两位化学家曾通过多种方法证明这两种物质不能分离，国内部分专家也认为通过把异构体作为杂质分离出去得到纯麝香酮的路线行不通。但课题组认为，两者虽极度相似但总会有细微差异，有差异就有希望分离，但反复分离试验后的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后来，姚乾元从一篇俄文文献中获得启发，坚信研究路径、方向并没有错，便对实验数据重新分析，制定了10个分离溶剂系统，每个系统可分离收集200份分离液，并重复5次同样的实验，这样就会产生上万份分离液。因为工作量太大，课题组分三班日夜实验，持续了3个多月，但前9000份分离液均未发现可以分离，就在大家开始绝望时，希望出现了——最后10份分离系统的1000个分离液的图谱上出现了“双峰”，双峰意味着麝香酮和异构体是可以分离的。随后，用同样方法又重复了上百次实验，终于使二者达到满意的分离，最终得到了200克纯度为99.8%的麝香酮。卫生部和中国药材公司认为，此属于世界领先的原始创新，这条合成路线走在了全国前头。

1979年7月17日~21日，卫生部、中国药材公司在济南召开全国合成麝香酮座谈会，肯定了此种合成路线，认为此种工艺获得的麝香酮纯度最高、工艺路线最安全，确定了此工艺合成的麝香酮为“人工麝香”研究的组方成分。当年国庆节，课题组成员放弃休息，利用工作间隙，请摄影师来厂里为课题组所有成员拍摄了这张集体照，定格了所有人员发自内心的笑容。

鉴于人工麝香对生态环保和对中成药传承发展的重要贡献，“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化项目”被授予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向参与单位、科研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此时距课题组成立已过去整整40年。

姚乾元40多年后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资料可以借鉴，专业人才匮乏，缺少原料，实验设备稀缺……这些都是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又需要迫切克服的难题。”从1975年立项到1985年中试的10年间，姚乾元夫妇一直忙于工作，他说“对孩子压根没有管过，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毕业的，至今心里一直很愧疚”。有一次，当时担任生产科长的刘厚起和他打招呼，“老姚啊，怎么有白头发了？”他这才想起三年多来竟没有照过一次镜子，这一照才猛然发现满头黑发白了一半。40多年过去了，这些或辛酸或自豪的经历，已成为当年课题组成员温暖和持久的记忆。